郑淑涓   

     1989年11月12日下午2时50分左右,茅老的警卫员小孙同志,打来电话急促的说:“茅老病危!请您快来”。听了这话,我心里一沉,立即放下手里的工作,迅速整理了一下,便穿外衣,准备赶去医院。刚要出门,电话铃又骤然响起,我抓起话筒,却久久没人说话,只是轻微单调的电流声。我似乎预感到不详的氛围,愈来愈浓,终于,耳畔响起小孙那徐缓悲凉的声音:“茅老已经停止呼吸……”汽车向着医院疾驶,窗外景物依旧,行人如昨,我恍惚是又一次执行任务,去接茅老参加学术会议,去接见外宾。我的心里平静极了,泪水模糊的眼帘悠然映视出在茅老身边的件件往事。
 

“历史将会说明是否合适”

 


 

     1956年,我从北京铁道学院(现名北京交通大学)电信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铁道科学研究院通信信号研究所工作。1957年“反右”以后,组织上调我到院长办公室,担任茅以升院长和唐振绪副院长的秘书工作。当时,我想留在研究所搞专业,不愿意做秘书工作。然而人事处长讲:“挑选你做秘书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有些人想干还干不成呢。”于是我只好是思想不通组织服从了。一天,茅老关心地问我,在这里工作怎样?我说:“我是学铁路信号专业的,不会做秘书工作,也没人教我,秘书每天都应当干些什么,怎么才能干好,我做秘书不合适。”茅老听了,微微一笑说:“做一个好的秘书,领导交办的事情要认真地办好;领导没有想到而应该办的事情,你应当提醒并主动地协助他办好。历史将会说明你担任的秘书工作是否合适。”
     经过一段时间工作接触,我真切地看到茅老确实是位可亲可敬的长者,他从不摆官架子,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学习、生活,都很关心,渐渐地,我适应了秘书工作。

 

“因故不去是可以的,迟到是毫无道理的”


     茅老对时间非常珍惜。他每天的作息时间非常严格,安排工作、学习、生活紧密有致,数十年如一日。他不但珍惜自己的时间,也珍惜别人的时间。他不赞成开无准备的会、开“马拉松”会,反对迟到。
     茅老经常参加国事活动好外事活动,他按不同场合、规格,以及他在活动中的地位和身份,准确掌握时间。作为主人接待并宴请外宾时,他去的很早,一定在客人到达之前了解安排准备情况,以便从容地主持整个活动。作为主要客人应邀参加宴会时,他既不早到也不晚到,注意恰如其分。在参加宴会的主人和客人都已到齐时,他正点入场。掌握好时间很不容易,出发前就要考虑到交通堵塞或特殊情况。有时路上很顺利,车提前到了,却不宜进去,便在距离活动场所不远又不影响交通的地方停车等候,在恰到好处时驶向门口,以便茅老正点出现在主人面前。

 


 

     有一次,茅老通知我带车于次日上午八点半到他家,接他去政协礼堂参加会议。翌日上午八点十分,我带着茅老专车正准备去茅家,突然有位领导同志提出要搭车同去赴会,等他从办公室出来上车,耽搁了一段时间,加之路上又不顺利,车到茅老家已过了八点半。茅老早已穿好衣帽站在门口等候,一见我,便生气地说:“怎么来晚了!我不去开会了。”我忙请茅老上车。茅老严肃地对我说:“因故不去开会是可以的!迟到是毫无道理的!这是我在茅老身边工作中第一次见到他发脾气。虽然万幸,赶到会场时总算没迟到,但这次难以解释的失职我永难释怀。

                                                                                  “八·一八我上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毛主席”


     一场丑恶的闹剧已经逝去二十四个年头了,现在回想起那一幕幕场景,仍是怵目惊心。
    1966年七八月间,铁科院群众组织要茅老把办公室让出来,供他们使用。从此,茅老和我搬到一间办公室。其他几位老专家搬到一间小屋,每人给一张二抽桌,像小学生一样排排坐,写交待材料。当时的造反派对茅老还算客气。让我们搬来茅老的大办公桌和他中午休息用的一张席梦思床,以及我的办公桌和几把椅子。院党委对茅老是保护的,但他们因自身难保也无能为力了。


 

     1966年8月26日上午,院内“红卫兵”将茅老揪到广场的斗争台上,对茅老进行批斗。当我赶到现场时,见茅老胸前挂着一个厚纸板做的牌子,台下很多人在喊口号,台上“红卫兵”负责人正逼令茅老:“你说:以后我不坐小汽车了,再坐小汽车就打断我的狗腿。”台上、台下一片狂吼:“你说!”“你说!”茅老勉强说了一句:“我以后不坐小汽车了,再坐就打断我的腿。”台上有人叫喊:“不行,你说‘打断我的狗腿’,说‘狗腿’。”可茅老不管台上台下怎么喊叫,他就是不说其中的“狗”字,变现出“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概,很多在场的人,心里十分敬佩。在数度逼迫之后,茅老问:“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讲?”台上人说“你讲吧。”茅老抬起头沉稳有力地说:“八·一八我上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毛主席……”
     茅老挂牌游斗后,问我:“下班时牌子怎么办?”我无法回答,只能去问造反派组织。中外闻名的桥梁专家,为祖国富强昌盛和人民幸福奋斗大半生,七十多岁高龄的茅老,从此每天上、下班挤公共汽车,离院时把牌子放在传达室,进院时从传达室挂上那块牌子。由于茅老精神过度紧张,胃病大发,每天中午只能吃点开水泡大米花。

 

“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
 


 
     茅老一生,为人正直,谦虚谨慎。记得有一次茅老对我说:1955年11月我参加中国科学院访日代表团,郭沫若同志为团长,我是副团长。出访回国后我们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出国工作情况,毛主席留我们一起吃家常便饭。席间江青讲:“我们去看过了你的桥,……”我听了很不舒服,怎么是我的桥呢!那是罗英等很多工程技术人员和全体桥工,经过千辛万苦日夜奋战共同努力的结晶,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是一个代表而已。
     实际上,众所周知,茅老在钱塘江大桥的建造、炸桥、修复全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我在茅老身边工作了几十年,崇敬之深,可以想见。他逝去虽近一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仍不时映现,他的高风亮节,更将永远铭镌在我心中。

(作者系在茅老身边工作三十多年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