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序森

      茅以升同志的一生,已由全国政协作了恰当的结论。在这里,仅仅就我亲聆教诲的五十年中,回忆两三个片段以倾诉我的怀念。

探求真理

      茅老的一生几乎目睹了我国近百年的历史。他早年求学办学,多少受了“教育救国论”的影响;后来建造钱塘江大桥,兴办中国桥梁公司,崇尚“实业救国”;在“科学救国”的曲折历程中,他领悟了历史唯物主义。

      茅老治学十分严谨。记得赵燧章同志和我曾在七十年代初向茅老请教了桥梁振动课题,茅老询问了详情之后,欣然表示愿意亲自研讨这个题目,帮助我们澄清困惑。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1957年10月中,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的第一天,自晨至暮大量群众涌向桥头,步行过桥。当时有很多人反映桥身晃动,就是亲临其境的桥梁工程师,也说法不一。有人说晃动是较大的,又有人说是微小的。刚性较大的武汉桥,在较轻的行人荷载下为什么有可察觉甚至是较大的晃动?这一时无法用静力学来解释。虽然大家很快统一到动力共振判断,但是究竟可容忍的限度是多少?改进的措施是什么?没有明确的回答。当时和以后,有的力学专家从拉格朗日微分方程式入手,求得瞬时力的平衡,想从定量来说明问题,但一些关键参数如荷载、荷载频率和梁的自振特性,首先要作假定,难以清晰地阐明因果关系,来作为设计和校核的依据。茅老经过一年多的研究,从汉密尔顿积分式入手,从能量消长的道理提出桥梁振动可用一段时间内梁体能量的“收支平衡表”来说明,从定性的角度说明要控制能量不断积累;持续运动、满布路面的人群不是一段公路桥梁应当考虑的加载设计情况,必须避免。这使我们从心中无数,做到心中有底。后来在柔性的土耳其海峡悬索桥1973年通车和美国金门桥1987年庆祝通车五十周年时,行人都造成了惊惶的局面,证实了茅老的概念。我认为茅老由治学认识了自然辩证法。
     茅以升同志终于从他的经历和工作学习中探索多年得到了真理,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

学以致用 

     在国际上,茅老是有声望的学者;在国内,他是教育家、工程师、企业家、科技工作者,又是政治家。我觉得茅老的主要成就在学术领域,他是怀着强烈的学以致用的目的,先后参与了各方面的活动。抗战期间,有一段茅老和我都住集体宿舍,茅老每天都看书学习直到深夜。在这样困难、俭朴的条件下,他从不间断学习和研究,数十年如一日。可是另一方面在这段时间他又布置桥梁标准设计系列,并筹划成立桥梁公司,准备抗战胜利后迅速修复铁路,恢复通车。在指导我们进行桥梁振动研究时,他一年内看完二十几本现代物理及结构动力学书籍,目的想为我们排忧解难。解放战争期间,茅老不改学习习惯,同时又奔走于中、外银行家、企业家之间,希望能为建造武汉长江大桥和上海越江工程集资,屡经挫折,从不灰心。茅老学习一辈子,建造了钱塘江桥之外,主要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陆续实现了致用的宿愿。茅老在1982年获得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荣誉以后,仍然孜孜不倦地挖掘祖国古代桥梁的瑰宝,来促进我国现代化桥梁事业的发展,正是这种学以致用的一贯抱负的具体体现。


 

培养人才

     茅老桃李满天下。熟识茅老的后辈都感到他是一位忠厚和蔼的长者,无时不刻不在循循善诱地关切者自己的进步。茅老的关心不仅是感情上的,而更富于实质性内容。在茅老主持的机构里,从来都是容纳着四海五湖的工作人员,南方人和北方人;留洋的和土生土长的;大手笔和初出茅庐的,北洋、南洋、唐山、清华、浙大、中大不问何校毕业的,都一视同仁,兼收并蓄,量才使用,毫无门户之见。同事们也在他的影响下,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和交流学识。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艰苦,很多有志深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却谋生无路。茅老创办了中国桥梁公司,一面组织这些人学习、研究桥梁的设计和施工;一面顶住“清高的人”的责难,派人经营商业,拿收入作为职员的生活费用,虽是粗茶淡饭,都能各家温饱,消除了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抗战胜利后金融混乱,民不聊生,茅老任劳任怨,维持着这批人。当时,门外是买卖“袁大头”的喧嚣,而室内却在专心研讨桥梁技术,有人冷嘲这是“闭门造车、纸上谈兵”。新中国建立后,茅老培育和维持的这批科技骨干成为祖国建设大型桥梁的前驱和中坚。
     1944年日寇进攻达到贵州境内,内地的处境十分艰难,桥梁公司在广西的资产全部丧失,业务无法开展,濒于倒闭。这时,美国要求我国派各个科目的人员,去美国实习,茅老从培养人才着眼,毅然筹划未来,不顾公司经济拮据和将会削弱公司主要力量等困难,送出大量人员人员参加考试,结果多被录取;对出国人员的家属,照支工资,直到回国。全部留美人员不仅如期归来,而且各有专攻,收获很大,对祖国建设发挥了响应作用。
     在公司困难的时期里,茅老坚持鼓励、提醒国内、外人员,从预期的建设需要和技术发展出发,深入研究大跨度桥梁、钢结构制造、活动桥和水下沉管隧道,并搜集参考资料,为准备武汉长江大桥、上海越江工程及修复遭破坏桥梁等方案,先走一步。这些研究在当时是无利可图的,但从为祖国培养有用人才、掌握新技术,从对祖国的建设来说是有益的投入。


 

     新中国成立后,人事部门曾和茅老商量组建铁路设计局的事。茅老从建设骨干班子考虑,提出了集中调入二、三十人的名单。好心的人说,这有小圈子的嫌疑最好不提。茅老一再思考,按内举不避亲的精神,还是提了出来。四、五年后武汉长江大桥开工,部、局领导根据党的选拔干部原则,为工作需要陆续集中了桥梁专业人员,范围更大于茅老的推荐。茅老也以顾问委员会主任,参与了这项工程。由于选人得当,促进了大桥得以多快好省建成。
     茅老为了实现他的想法,每个时期当然要有一、两个得力助手。在他们熟习了业务,能力学识提高,才华横溢之际,茅老不止一次欣然虚席让贤,自己又默默地开拓新的工作领域。怎样对待甘为人梯和青出于蓝的问题,不仅衡量先驱者是否豁达大度,也标志着奖掖后进的热忱与品质。
     以上鳞爪,是一个老年人印象中的茅老生平,提的都是茅老成功方面。和任何人一样,茅老近百年的遭遇中,也有很多坎坷、挫折甚至失误。由于茅老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很有代表性,而且是杰出的一位,所以,学习茅老的成功业绩,可以激励中年人,引导青年人,特别对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有着普遍的意义;选择自己的政治道路,学以致用和培养下一代,是每一个人必将面临的问题。希望面临的经历,能给人们启迪和裨益。

 

(作者原任铁道部大桥工程局总工程师,现为该局技术顾问)